中小型市政工程的“豆腐渣”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王智勇）
这篇文章，我酝酿了很久。在“写与不写”的抉择上，我选择了写，因为有些事情，也许大家可能会有些好奇，2.5米围挡里究竟发生着什么故事，我想以文字向大家展示围挡里的精彩，更重要的是我有必要将全民共享的市政工程质量问题提出来，以更好地促进市政工程的质量提升。在是否实名、是否以第一人称写，我选择了是。因为我愿意为我写下的内容负责，并且作为工程的参与者，第一人称可以更好地还原案例的细节，可以让读者更容易地理清原委。
市政工程也称市政公用工程，是城市形象的硬件基础，与市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政府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实行的民生工程、公益工程，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有效举措。然而，正因如此，市政工程往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招标、低质量收尾”，出现了一系列的“挖了又挖”、“破了又破”、“改了又改”、“补了又补”的“豆腐渣”工程，特别是责任主体混乱、监管缺失、环境复杂、政绩驱动的中小型市政工程。
监管缺位 腐败高发
行业内有句话：宁可修公共厕所，不去修大桥修立交。
这句话，行业外听起来很不理解，一个公共厕所工程价款不到百万，一座大立交、跨江桥工程价款却数以亿计。放着大项目大工程不做，做一些边边角角的小项目有多大的甜头呢？原来所谓大型工程，也就是单项三千万以上的工程，往往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关注，重视程度、标准要求也会高很多，配备的专业技术人员更加充分，就真正的利润率、资金转化率而言，不如修厕所来得实惠。并且修厕所，技术门槛低，“悄摸摸”的干完，验收标准低，资金结算快，何乐而不为呢？
正因为中小型市政工程的公益性、“门槛低”、资金有保障，为政府相关部门留下了极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在中央纪委官网上发布的落马官员，官当到一定程度，大概率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开始“做生意”，低调一点的是开饭店、开茶馆，高雅一点的是开礼品店、开古董店，最直接的就是让亲属亲信参与工程拿利润，特别是在自己影响范围内的市政工程。今天是这样，古代亦是如此，历来首辅大臣往往会安排亲信担任工部部长，比如明朝的首辅严嵩就安排他亲儿子严世蕃任工部部长，原因就是可以用国家的钱，顺便办自己的想办的事，还可以积累一些应急的银两。
之所以，可以进行权力寻租，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相关部门既是监管单位，也是业主单位，还是施工单位（住建局下属单位如市政公司进行分包或转包），同时也是验收单位，换句话说在中小型市政工程上，既是主办方，又是承办方；不仅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形成了一个非常封闭的体系，非常难以打破，也非常难以监管。工程谁来做，不是看你的资质如何，而在于是否和“行政长官”达成默契。
在市政工程领域，行政长官具有绝对性的发言权，不仅仅在于施工单位的选择，也在于设计风格的敲定。比如湘潭市前几年打造“大美湘潭，伟人故里”，当时做园林设计的第一步就是要铲除道路两侧的绿篱和红檵木，铺上马尼拉，拓展道路视野范围。我十分不理解，这些绿植长得挺好的，为何要改？设计师说：因为市长不喜欢绿篱。另外在做城市主干道立面改造设计评选时，方案全都是异形的现代极简风。我也很诧异，说好的创意创新丰富性呢，后来听“专家”说，市长喜欢高大上、科技感，这样的方案才能被最终敲定。我敢肯定，不仅湘潭是这样，其他地市也是如此，我记得网上有个调研报告，意思是说，一个城市的路灯款式风格，体现着地方长官的品味和意志，不无道理。
在市政工程监管过程，责任主体都是“自己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又或是风水轮流转的上级领导，正常监管根本无法正常开展。比如公共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根据市政府要求建设市民广场，因施工条件不足，不能办施工许可证，但为了完成任务，组织施工队伍先行开工。作为住建局你管还是不管？管的话是给他违规发证，还是下发停工整改通知单？如果你选择前者，说明你很有胆量，可以无视国务院法规，如果你选择后者，你更有胆量，可以叫板顶头上司。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选择静默，那种到房地产公司检查时的义正言辞都收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商量着如何补资料竣工备案，以便好应付省一级的巡视检查。这样的行为就好比，有一次送某位审计厅领导回家，审计厅门口有一条双黄线，明确写着禁止掉头，还配有摄像头，但是审计厅的车辆照样压线掉头。我们问为什么，不怕拍照罚款吗？这位领导笑称：要是这样“严格”的话，那审计厅就去审一下交管部门，让他们也尝一尝“严格”的味道。车上一片会心一笑。想想也是，国内很多机关单位也是如此，特别是实权强势部门。
都是自己人，何必为难自己呢？这其中就为市政工程高发的腐败埋下了种子，只要到了合适的温度，只要有适宜的水分，这颗种子就会发芽、扎根、长成参天大树，甚至与其他的树盘根错节，形成一片茂密的森林，发展出稳定的生态系统。
环境复杂 层层转包
市政工程实务在建造师考试中通过率算是比较低的。原因是市政工程在工程建设行业占比比房屋建筑、公路工程要低很多，但是从业人员又很多。因为在自己所在的城市从事市政工程，是很多在外漂泊多年的工程人的期盼。比如行业人员最多的房屋建筑工程，虽然是在城里建房子，但是人跟着项目走，今年在长沙，明年还在长沙，后年说不定被“予以重用”调往乌鲁木齐了。稳定性差，很难照顾家庭，许多工程人因此选择进入市政行业，因为一个城市的拆拆建建、修修补补、改改造造是不会超出这个城市范围的。
然而市政工程的施工环境和层层转包，让很多市政新手不知所措。众所周知，市政工程就是在城市里修路架桥铺管道，或者种树装灯修园子，再或者就是修垃圾站、污水处理站等等。每一项工作与当地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几年前，我一直看不懂中建五局在永州大道综合管廊项目围挡上写着“中建五局向永州人民致敬”的标语，最近长株潭快速化通车后，沿线居民举牌抗议，又看到立交桥上挂着“路通人和、兴业和谐”等字样，顿时就明白了。其实永州大道综合管道可谓是将永州大道挖了又挖，把永州两区的通行的车辆汇集至狭窄的辅道之中，路人可以说是走一次就要埋怨一次，甚至大骂一句：这路到底要挖到什么时候？但自从我看到“中建五局向永州人民致敬”这一标语，我个人而言释然了，我明白这一切都不是中建五局所能决定的，而是另有其人。对比长株潭快速化改造也是如此，为了三市的半小时城市圈，封闭主路，牺牲沿线居民出行便捷也不是我施工单位所决定的，而是另有其人，我们施工企业只希望路畅通、车畅行、钱畅到、心畅快。
对于一些道路工程沿线居民反抗如此激烈，那城市垃圾处理站、污水处理厂更是一粒火星扔在深秋的草地上。比如湘潭市为了处理城市垃圾，决定在九华经开区的郊野（响水乡）设置一个垃圾处理站，远期来看也可以为长株潭融城做出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个垃圾站离长沙近，可以分担长沙的垃圾填埋压力。所有法定程序都走了，该办的证和不该办的证都办好了，响水乡的村民大多表示同意，因为可以得到不少的补偿。项目也很快上马，如期开工，却遭到了意料之外的强烈反应，距离垃圾处理站直线最近距离2.6公里的湖南科技大学、直线距离3.5公里的湖南软件职院和直线最近距离7公里的湘潭大学联合周边居民围堵湘潭市政府。市环保部门解释：“垃圾处理经过环保处理，可以达标，符合国家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有影响”。某大学校长（正厅）：“如果你们说没有影响，请将垃圾处理站建到市政府旁边，看到时候是否有没有影响”。迫于压力，市政府决定停工另行选址，最终选在了没有什么“大爷”“大妈”（级别高的单位）的湘潭县，目前进展顺利。
市政工程施工环境如此之复杂，要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得有内部有人，这里的内部是沿线居民的内部。前文中所说的垃圾处理站村民同意，更多是村民得到了补偿，得到了好处。垃圾处理站可以盈利，有蛋糕切，但是道路是公用的、公益的，没有蛋糕分，怎么破局呢？
很多中标单位拿到项目后，只要一开工，沿线居民就会来“包活”，遇到强势的“地头蛇”，直接将你的项目“抢过来”，倘若你实力不够无力对抗地方上势力，少则分出土石方等大块工程，多则干脆自留10%左右的工程款，整个项目就交给地头蛇去做，盈亏他负，风险却自理。这种情况在中小型项目中极其多见，比如最近我参与监管的挡土墙工程，中标单位中标后，开工第二天就被居民阻工，说是影响环境等等。后来一个地头蛇，要求中标单位直接拿固定百分点，工程转包给他做。中标单位为了图省事，赚轻松钱，就完全转包了。地头蛇为了筹措资金也将项目进一步肢解分包，为了获取更大利润，野蛮施工，图省事泄水孔个个不通，我方监管单位向中标单位下发整改通知，均无济于事，因为中标单位已经失去对转包单位的控制力。结果下了几场大雨，还没验收挡土墙就已经开裂了。这其中的施工环境和层层转包行为，让市政工程质量推向了难以控制的边缘。
政绩驱动 技术靠后
市政工程是城市的形象，也是当地政府的政绩。某种意义上说，这届政府班子有无成绩，第一就是要看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搞得怎么样，这也是多年来考核干部干事创业的重要标准，因为这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只有路修得宽修的直，市民的腰板才更笔直；只有广场修得广修得阔，市民的心胸才更广阔。因此，市政工程从立项那一刻起，就凝结着当地行政长官的意志，就汇聚着当地人民群众的期盼，就吸引着社会各界时不时的关心。于是出现了“为国庆、为党代会、为地市历史节点的献礼工程”，要你在国庆节通车，就绝不能拖到10月2日。就比如长株潭快速化改造，要求在10月24日通车，我和同事10月14日去查看沿线还是黄土漫天，我们当时都认为不可能实现通车，但依然在10月23日长株潭三条主干道实现了主线贯通，这9天就是创造了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这样的市政工程被赋予了政治任务，在政绩驱动下，倘若以工程师的思维来运转工程，那么将肯定完不成任务、交不了账，就像一张没写完的作文卷子，字写得再好看、立意再高远都是不及格。因此“完成优先于完美”是市政工程的思维理念和行动出发点。于是就出现了管道回填用杂填土替代中砂；于是就出现了开会重点不是技术交底也不是方案推演，而是提高思想站位、研究工期计划，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于是就出现了监管单位不是看手续、看流程、看工艺，而是着重关注施工完成度。这些倒不是为了想省钱、想进步、想偷懒，更多的是工匠精神确实需要时间，市政工程只要实用过得去就行，降低工艺标准是提高效率、刷新进度、达到工期、完成任务的最简便的方式。
然而，市政工程不管赋予多么重大的意义，它终归是一项科学的工程，它有着客观且独立的科学规律，不应该过度被意志化。我们有句话叫“人定胜天”，但也有句话叫做“人终究胜不了天”，甚至连自己都战胜不了。大型市政工程，参建门槛高，技术资源富余，但技术人员在政绩驱动下，话语权也是十分微弱。例如2002年株洲石峰大桥为了实现建军节全面通车，6月6日上午，紧抢工期违规拆模，导致桥面倾覆，死伤上十人；2009年株洲红旗路高架爆破拆除未充分论证，匆忙上马，也未封闭道路结果酿成惨剧；2007年8月13日湘西凤凰沱江大桥的建设者，为了给月底的湘西自治州五十周年庆典献礼，猛赶工期，违规拆模，导致坍塌，震惊全国，用实际行动给后来的土木工程学子和从业人员上了一节生动的警示教育。在政绩驱动下，大型市政工程的技术声音尚且如此微弱，更何况中小型市政工程的技术人员呢？可以说，是毫无话语权，唯一能做的就是点头执行。在这种政绩驱动，技术靠后的理念下，最终将中小型市政工程推入了“豆腐渣”的深渊。
中小型市政工程“豆腐渣”从古至今历来以久，行业内人员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填补一下法规空白，统一一下验收标准，加强一下监管力度，端正一下政绩观就可以解决的，而真正的问题根结在于人性，只要人性弱点还在，我认为这一问题只能改善，不能彻底解决。换句话说，市政工程不能单纯以工程性质来看。如果说搞建筑最厉害的建筑大师是贝津铭，搞桥梁最厉害的桥梁大师茅以升当之无愧，那么搞市政最厉害的市政大师是 ？
